


1960年,我畢業(yè)于廈門大學數(shù)學專業(yè),同年服從國家統(tǒng)一分配,來到當時剛創(chuàng)辦不久、地處偏僻山區(qū)的華南熱帶作物學院從事教育工作。當時,我國正遭遇三年經濟困難,我院各方面條件都極為艱苦,住茅房、吃木薯,蛇蝎經常出沒,但我們的廣大教師一直堅持教學工作,從來沒有動搖過。從事教育工作41年來,我開出過20多門大學課程,完成專著12部,發(fā)表論文62篇,詩集1本,獲獎18項,培養(yǎng)了大批學生,其中很多已成長為專家學者及各級領導干部,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
1982年5月,我被高教部公派赴美國留學,專攻生物統(tǒng)計及計算機技術,1984年5月學成后即按時回國。在留學期間,我完成了一項名為“格里芬雙列雜交育種配合力多變元統(tǒng)計分析法”的科研課題,研究成果經美國科學院與中國科學院鑒定,屬解決世界難題的成果,1985年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因而1986年我由講師被破格晉升為教授。這是黨和國家對我工作成就和學術水平的充分肯定。此外,我還得到其他許多榮譽和獎勵:1988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1991年,享受國家首批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被評為海南省勞動模范;包括多變元統(tǒng)計分析法SAS程序的國際通用統(tǒng)計分析軟件SAS開發(fā)成果(研發(fā)時間1982-1986年),1987年獲國家教委優(yōu)秀教學成果二等獎、1997年獲海南省優(yōu)秀教學成果一等獎,這是我省該獎項零的突破;1998年,被推選為海南省第三次黨員代表大會代表;2000年,獲首屆何康獎。
1987年5月22日,我國《光明日報》頭版刊登了題為《林德光教授解決世界生物統(tǒng)計難題——研究出“格里芬雙列雜交育種配合力多變元統(tǒng)計分析法”》的新聞報道。當時美國、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12個國家的同行學者,紛紛來函祝賀我的研究成功,并表示要將我研制的方法應用于他們的研究工作中。我的成果,是一種當代新興育種方法中從單變元向多變元的拓展,能在作物多性狀考察中選取子一代(F1)的最優(yōu)組合,從而不斷提高作物的生產力。
這個課題,是我的美國導師申請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課題。在我赴美前,他用2萬美金雇一位墨西哥教授到美國來做這個課題,但搞了半年多無結果,便將其辭退了。我到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以后,我的導師就要求我接替研究這個課題。當時我思想上存在顧慮,因為去啃人家留下的酸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也怕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給我們國家丟臉。后來,導師對我說:“你是中國政府公派來美國深造的,你搞得出來最好;搞不出來問題也不大,反正你沒有拿我一分錢。”
我首先考慮的問題是自己的基礎夠不夠,是否具備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我與當代著名數(shù)學家陳景潤是校友。廈門大學當年教陳景潤的老師,幾乎也是教我的老師,而且所用的教材都是一樣的。我深信自己的基礎是足夠的,具有解決這一難題的能力。此外,我從事教育工作20多年來,經歷過一番磨練,不管白天黑夜、節(jié)日假日,包括星期天,幾乎都是從早到晚全身心投入工作學習的,天天如此,持之以恒,自認為基礎訓練已達到一定水準。經過一番思考后,我認識到,這是一次為國爭光的好機會!因此,我毅然接下了這個課題。
正式研究之前,我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了解世界上這一領域中過去及當代的學者們所做出的結果已達到的水平及目前急需解決哪些問題。為此,我到圖書館用計算機檢索查詢了大量有關資料,從1920年到1982年所有關于這個課題的專著15部及論文85篇,都找來閱讀。我夜以繼日、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這些材料,并記下前人研究的主要結果及可供借鑒的方法思路,明確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及要達到的目的。這種吸收、消化和繼承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工作,足足花了3個多月的時間。最后,得出3條結論:第一,必須把格里芬1956年歸納的4種育種方法的單變元平方和計算公式的來源徹底搞清楚,然后才能作多變元推廣;第二,課題中將用到大量數(shù)學期望的計算,這在我以前撰寫專著《生物統(tǒng)計的數(shù)學原理》一書時,就搞得滾瓜爛熟,不成問題;第三,必須熟練掌握矩陣變換及計算機技術。因為這3方面知識和技術在我出國前都已下過一番功夫鉆研而有相當?shù)墓Φ祝源蟠蟮卦鰪娏宋医邮懿⑼瓿蛇@一艱難任務的勇氣與信心。
有了以上的準備工作,下一步就是做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了。首先,我可以肯定,查詢來的所有國外資料中,還沒有那一份說明了格里芬育種方法的平方和計算公式的出處,國內更沒有人做過這項工作。我只發(fā)現(xiàn)1947年F.Yates的一篇論文里,提到一些模糊的思路;此外,格里芬1956年的論文里提到這種育種法的分析應該可以由單元推廣到多元分析的提示。經過深入研究及反復比較,其間用到很多高等數(shù)學特別是數(shù)理統(tǒng)計的知識,才終于弄清了單變元情況下格里芬平方和計算公式的來龍去脈。但是,這僅是一個研究過程中的“副產品”,并非課題的最終目的。但這項基礎性研究工作,此前在國內外也還沒有人做過。因此,1984年5月我一回國,就被我國生物統(tǒng)計與數(shù)量遺傳學權威、南京農業(yè)大學的馬育華教授邀請到南京,為近百名同行專家講學10天,要求我對雙列雜交的單變元及多變元分析法一起作全面推導。由此也可窺探這一學術成果的價值。馬先生說:“‘文革’后,我國派出了10名生物統(tǒng)計教師出國深造,但只有你老林才是真正學懂的!”當然這是客氣的鼓勵話。我的這一副產品,即單變元情況下雙列雜交的平方和計算原理及各變異項(自交、反交及雜交)的期望均方估算原理,后來被西南農業(yè)大學的高之仁教授收人其專著《數(shù)量遺傳學》一書里,留下了當時我的工作足跡。
解決“雙列雜交育種的多元統(tǒng)計分析法”的沖刺階段,是研究平方和乘積和矩陣的分解問題,這須用到大量的高等代數(shù)知識,特別是矩陣變換。研究過程中,當一種方法失敗后,又思考用另外的方法來解決。經過多次失敗后,最后終于成功地導出了完美的矩陣分解式,也同時確定了Wilks的八統(tǒng)計量構造方法,從而徹底解決了這一課題。記得當時解決問題的時間是在凌晨2點鐘。我馬上將這一喜訊用電話告訴導師。他聽了喜出望外,高興非常,大加贊賞?;叵肫溟g,經歷了4個多月的全身心投入創(chuàng)造性研究,加上前面閱讀研究前人或他人材料的3個月,總共花了7個多月的時間,終于換來了如此豐碩的成果!記得在那段不屈不撓而奮力拼搏的日子里,我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往往忙了一整夜而打開窗戶時,就在晨曦中看到旭日已冉冉東升;也有好幾次精神高度集中緊張地思索問題,以致連飯都忘了吃。總之,真可謂“廢寢忘食”也!其中的甜酸苦辣,是只有身臨其境的人才能體會到的。
(林德光 原華南熱帶農業(yè)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1960年,我畢業(yè)于廈門大學數(shù)學專業(yè),同年服從國家統(tǒng)一分配,來到當時剛創(chuàng)辦不久、地處偏僻山區(qū)的華南熱帶作物學院從事教育工作。當時,我國正遭遇三年經濟困難,我院各方面條件都極為艱苦,住茅房、吃木薯,蛇蝎經常出沒,但我們的廣大教師一直堅持教學工作,從來沒有動搖過。從事教育工作41年來,我開出過20多門大學課程,完成專著12部,發(fā)表論文62篇,詩集1本,獲獎18項,培養(yǎng)了大批學生,其中很多已成長為專家學者及各級領導干部,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
1982年5月,我被高教部公派赴美國留學,專攻生物統(tǒng)計及計算機技術,1984年5月學成后即按時回國。在留學期間,我完成了一項名為“格里芬雙列雜交育種配合力多變元統(tǒng)計分析法”的科研課題,研究成果經美國科學院與中國科學院鑒定,屬解決世界難題的成果,1985年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因而1986年我由講師被破格晉升為教授。這是黨和國家對我工作成就和學術水平的充分肯定。此外,我還得到其他許多榮譽和獎勵:1988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1991年,享受國家首批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被評為海南省勞動模范;包括多變元統(tǒng)計分析法SAS程序的國際通用統(tǒng)計分析軟件SAS開發(fā)成果(研發(fā)時間1982-1986年),1987年獲國家教委優(yōu)秀教學成果二等獎、1997年獲海南省優(yōu)秀教學成果一等獎,這是我省該獎項零的突破;1998年,被推選為海南省第三次黨員代表大會代表;2000年,獲首屆何康獎。
1987年5月22日,我國《光明日報》頭版刊登了題為《林德光教授解決世界生物統(tǒng)計難題——研究出“格里芬雙列雜交育種配合力多變元統(tǒng)計分析法”》的新聞報道。當時美國、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12個國家的同行學者,紛紛來函祝賀我的研究成功,并表示要將我研制的方法應用于他們的研究工作中。我的成果,是一種當代新興育種方法中從單變元向多變元的拓展,能在作物多性狀考察中選取子一代(F1)的最優(yōu)組合,從而不斷提高作物的生產力。
這個課題,是我的美國導師申請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課題。在我赴美前,他用2萬美金雇一位墨西哥教授到美國來做這個課題,但搞了半年多無結果,便將其辭退了。我到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以后,我的導師就要求我接替研究這個課題。當時我思想上存在顧慮,因為去啃人家留下的酸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也怕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給我們國家丟臉。后來,導師對我說:“你是中國政府公派來美國深造的,你搞得出來最好;搞不出來問題也不大,反正你沒有拿我一分錢?!?/p>
我首先考慮的問題是自己的基礎夠不夠,是否具備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我與當代著名數(shù)學家陳景潤是校友。廈門大學當年教陳景潤的老師,幾乎也是教我的老師,而且所用的教材都是一樣的。我深信自己的基礎是足夠的,具有解決這一難題的能力。此外,我從事教育工作20多年來,經歷過一番磨練,不管白天黑夜、節(jié)日假日,包括星期天,幾乎都是從早到晚全身心投入工作學習的,天天如此,持之以恒,自認為基礎訓練已達到一定水準。經過一番思考后,我認識到,這是一次為國爭光的好機會!因此,我毅然接下了這個課題。
正式研究之前,我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了解世界上這一領域中過去及當代的學者們所做出的結果已達到的水平及目前急需解決哪些問題。為此,我到圖書館用計算機檢索查詢了大量有關資料,從1920年到1982年所有關于這個課題的專著15部及論文85篇,都找來閱讀。我夜以繼日、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這些材料,并記下前人研究的主要結果及可供借鑒的方法思路,明確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及要達到的目的。這種吸收、消化和繼承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工作,足足花了3個多月的時間。最后,得出3條結論:第一,必須把格里芬1956年歸納的4種育種方法的單變元平方和計算公式的來源徹底搞清楚,然后才能作多變元推廣;第二,課題中將用到大量數(shù)學期望的計算,這在我以前撰寫專著《生物統(tǒng)計的數(shù)學原理》一書時,就搞得滾瓜爛熟,不成問題;第三,必須熟練掌握矩陣變換及計算機技術。因為這3方面知識和技術在我出國前都已下過一番功夫鉆研而有相當?shù)墓Φ?,所以大大地增強了我接受并完成這一艱難任務的勇氣與信心。
有了以上的準備工作,下一步就是做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了。首先,我可以肯定,查詢來的所有國外資料中,還沒有那一份說明了格里芬育種方法的平方和計算公式的出處,國內更沒有人做過這項工作。我只發(fā)現(xiàn)1947年F.Yates的一篇論文里,提到一些模糊的思路;此外,格里芬1956年的論文里提到這種育種法的分析應該可以由單元推廣到多元分析的提示。經過深入研究及反復比較,其間用到很多高等數(shù)學特別是數(shù)理統(tǒng)計的知識,才終于弄清了單變元情況下格里芬平方和計算公式的來龍去脈。但是,這僅是一個研究過程中的“副產品”,并非課題的最終目的。但這項基礎性研究工作,此前在國內外也還沒有人做過。因此,1984年5月我一回國,就被我國生物統(tǒng)計與數(shù)量遺傳學權威、南京農業(yè)大學的馬育華教授邀請到南京,為近百名同行專家講學10天,要求我對雙列雜交的單變元及多變元分析法一起作全面推導。由此也可窺探這一學術成果的價值。馬先生說:“‘文革’后,我國派出了10名生物統(tǒng)計教師出國深造,但只有你老林才是真正學懂的!”當然這是客氣的鼓勵話。我的這一副產品,即單變元情況下雙列雜交的平方和計算原理及各變異項(自交、反交及雜交)的期望均方估算原理,后來被西南農業(yè)大學的高之仁教授收人其專著《數(shù)量遺傳學》一書里,留下了當時我的工作足跡。
解決“雙列雜交育種的多元統(tǒng)計分析法”的沖刺階段,是研究平方和乘積和矩陣的分解問題,這須用到大量的高等代數(shù)知識,特別是矩陣變換。研究過程中,當一種方法失敗后,又思考用另外的方法來解決。經過多次失敗后,最后終于成功地導出了完美的矩陣分解式,也同時確定了Wilks的八統(tǒng)計量構造方法,從而徹底解決了這一課題。記得當時解決問題的時間是在凌晨2點鐘。我馬上將這一喜訊用電話告訴導師。他聽了喜出望外,高興非常,大加贊賞。回想其間,經歷了4個多月的全身心投入創(chuàng)造性研究,加上前面閱讀研究前人或他人材料的3個月,總共花了7個多月的時間,終于換來了如此豐碩的成果!記得在那段不屈不撓而奮力拼搏的日子里,我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往往忙了一整夜而打開窗戶時,就在晨曦中看到旭日已冉冉東升;也有好幾次精神高度集中緊張地思索問題,以致連飯都忘了吃??傊婵芍^“廢寢忘食”也!其中的甜酸苦辣,是只有身臨其境的人才能體會到的。
(林德光 原華南熱帶農業(yè)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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